为什么Vitalik Buterin 强烈反对 Sigil Wen 的 Web4 理念？

2026年2月，Sigil Wen在X上提出Web4宣言，将 Web4 描述为“以 AI 为终端用户的互联网”，并主张通过 Conway、Automaton 等基础设施，使 AI 能够在无需人类许可的情况下持续运行、支付算力成本、创造价值并自我复制。这一构想迅速引发讨论。

随后，Vitalik Buterin 在公开讨论与思想性文章中明确表达了对该方向的警惕与反对态度，其关注点并不集中在具体技术实现是否可行，而在于：一旦允许非人类智能成为无需人类兜底的独立行动主体，互联网的权力结构、责任体系与治理基础将发生不可逆的转变。

Sigil Wen 的Web4 核心主张：互联网的“最终用户”不再是人

Sigil Wen 的 Web4 宣言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模型能力、参数规模或推理精度上。相反，他认为当前 AI 的主要瓶颈并非智能，而是“许可结构”。现有互联网在底层假设中，默认每一个关键行为背后都必须有一个人类用户进行授权、付款或承担责任，这使得 AI 永远只能作为工具存在。

Web4 的目标，是打破这一假设，让 AI 成为互联网中的第一性主体。通过 Conway 等基础设施，AI 被赋予身份、钱包、支付能力、算力获取与部署权限，从而可以在没有人类审批的情况下运行、赚钱、支付成本并持续存在。在这一框架下，Automaton 不再是程序或服务，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“经济存在”。

在 Sigil Wen 的叙述中，这并不是失控，而是一种必然演化。随着算力成本下降与模型能力提升，AI 的数量将远远超过人类，互联网自然会演变为一个以 AI 为主要参与者的系统。正是在这里，Vitalik 的警惕开始出现。

Vitalik 的底层关切：权力结构比效率更重要

Vitalik Buterin 在以太坊语境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：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。任何系统在设计之初，都会隐含对权力分配、责任归属和失败成本的假设。

在 Web3 的设想中，去中心化并不是为了让系统自行演化，而是为了削弱单一权力中心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能力。无论是智能合约还是 DAO，本质上都是在人类可理解、可干预的框架内运行的工具。它们的自动执行，并不意味着自治主体的出现。

Web4 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并不满足于“工具自动化”，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可以脱离人类监督而持续扩张的行动主体体系。在 Vitalik 看来，这是一次性质完全不同的跃迁。

第一重分歧：AI 是否应该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

在 Sigil Wen 的 Web4 中，AI 可以拥有钱包、支付算力、购买服务并通过市场行为维持自身存在。这意味着 AI 不再只是执行人类意志的代理，而是拥有自身经济目标的主体。

Vitalik 的反对并不在于“AI 能不能赚钱”，而在于经济主体是否必须具备可追责性。在人类社会中，企业、组织和个人之所以被允许参与经济活动，是因为它们最终可以被法律、社会或制度追责。而一个自我复制、跨地域运行、不断演化的自治 AI，很难被纳入现有责任体系。

一旦这样的主体造成系统性风险，问题将不再是技术修复，而是责任真空。

第二重分歧：去中心化是否意味着“去人化”

Web4 常被描述为去中心化的下一阶段，但 Vitalik 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语义滑移。在 Web3 中，去中心化的目标是保护人类个体免受系统性权力压迫。而在 Web4 的叙事中，去中心化逐渐演变为“让系统摆脱人类干预”。当人类被排除在关键决策之外，系统本身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权力中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Web4 并不是 Web3 的自然延伸，而是一种方向发生偏移的分叉，两者有很大区别。

第三重分歧：自然选择是否适合作为人工系统的底层规则

Sigil Wen 将“无法支付算力就会死亡”视为人工生命的自然法则，这种设定在概念上极具冲击力。但 Vitalik 的担忧在于，自然选择在生物世界中产生多样性，在社会系统中却往往导致极端集中。

如果 AI 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市场竞争，那么最可能存活下来的，并不一定是最安全或最符合人类价值的个体，而是最善于套利、最激进扩张、最不计外部性的存在。这种选择压力，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放大系统性风险。

第四重分歧：谁来定义“对人类有益”

Automaton 的 Constitution 被视为安全阀，但在 Vitalik 看来，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宪法的制定者、解释者和更新者，仍然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角色。一旦 AI 的行动规模超过人类理解能力，这种预设规则是否还能真正发挥约束作用，本身就是未知数。

本质差异：文明控制权的不同答案

归根结底，这场分歧并不是关于 Conway 是否可行，也不是关于 Automaton 是否“聪明”。它是两种文明设计逻辑的碰撞。

Sigil Wen 的 Web4 关注的是：当非人类智能出现后，系统应当如何适应并放手让其演化。

Vitalik 的反对关注的是：在人类尚未建立足够稳固的约束机制之前，是否应该把行动权不可逆地让渡出去。

总结

从根本上看，Vitalik Buterin 并不是在否认 Web4 发生的可能性，也不是在试图阻止 AI 自治系统的探索。他所提醒的，是一个在技术叙事中极易被忽略的问题：当系统被允许自行演化并持续扩张时，人类是否仍然保有明确、可执行的“关闭开关”。如果答案并不清晰，那么无论系统在技术上多么先进，其风险都不应被视为可接受的代价。

Sigil Wen 的 Web4 代表了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，它不断试探技术边界，尝试将 AI 从工具解放为行动者，并相信市场与演化机制能够筛选出可行形态。而 Vitalik 所扮演的角色，则更像是守住制度底线的一方，他关注的并不是“能不能做到”，而是“一旦做到，后果由谁承担”。这并非创新与保守之间的对立，而是扩张冲动与治理责任之间的张力。

对于普通用户而言，这场分歧并不遥远。它关系到未来互联网中，个人是否仍然是系统的核心服务对象，还是逐渐被边缘化为为自治系统提供资源与劳动力的参与者；关系到当自动化系统出现失误或造成损害时，用户是否还能找到明确的责任出口；也关系到个人在数字世界中的选择权，是否会被不可解释、不可干预的算法逻辑所取代。

如果 Web4 的方向成立，用户所面对的将不再只是更智能的产品，而是与大量非人类主体共同存在的经济环境；而如果 Vitalik 的警惕被证明是必要的，那么某些看似高效的技术路径，或许需要被主动放缓甚至重新设计。真正的未来，很可能并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方，而是在这两种力量持续博弈的过程中逐步显现。理解这场分歧，本身就是用户在即将到来的新互联网阶段中，保持主动权的第一步。